□ 野山

　　好久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小说了。不是没有时间，而是没有耐心。碎片化成了心病——难道我的注意力难以集中了吗？

　　周末早餐后，泡好一壶六堡，熏上一盏沉香，展开了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——这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。读它，不仅仅是因为它获奖，现在很多奖项的颁获让人无语，铜臭、关系让奖项的含金量一落千丈。读它，一是几位朋友推荐，二是因为作者迟子建——她出生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县北极村，我在大兴安岭工作过三年，和她算是半个同乡，有过几面之缘。20万字的小说，一口气读完，日已黄昏。心情是愉悦的。读了一本好看的书，心灵经历了一番洗礼，同时也证明了我的注意力是可以集中的。

　　小说以“我”，一位年近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口吻，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的丛林艰苦生活，以及或平淡或曲折的爱情。第一人称的叙事是不好写的，它容易限定叙述的视角并让读者代入，作者的主观与读者的客观往往形成冲突。但读罢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，我不得不赞叹迟子建讲故事的能力。她把那些“住在大山林里的人们”的故事娓娓道来，语言朴实优美，情节引人入胜，人物塑造有血有肉，于平实中让人深思。透过书页，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坚韧，看到了自然的伟大和神秘，看到了人性的善良和复杂。那些故事都在书里，你可以去慢慢品读。

　　迟子建是汉族人，虽然出生在鄂温克族聚居的大兴安岭地区，但这个人数仅3万多的“小数民族”就像同样生活在那里的赫哲族、达斡尔族、鄂伦春族一样，与汉族的交集并不多，能把他们的生活细节包括信仰，文化，习俗写得如此细腻实在是不容易。这让喜爱山林的我不自觉地被带入苍苍林海茫茫雪原，共情于他们的悲欢离合。她的笔力让我服膺！

　　想知道她为什么要写鄂温克人。她自己说：“一部作品的诞生，就像一棵树的生长一样，是需要机缘的。”这本书的机缘在哪里？后记里她如此介绍的：当媒体报道了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，许多人蜂拥到内蒙古的根河市，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所谓伟大的时刻，她的心中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和苍凉感。在这时，她的朋友寄来一份报纸，上面有一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，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，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，回到森林，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。朋友在报纸上附言：迟子，写吧，只有你能写！看完这篇文章后，她的灵感来了，决定动笔。

　　“首先，它必须拥有种子，种子是万物之母。其次，它缺少不了泥土。还有，它不能没有阳光的照拂、雨露的滋润以及清风的抚慰。”“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的出现，是先有了泥土，然后才有了种子的。”如果说那份报纸是种子，那么大兴安岭的生活经历就是泥土，她在那里对山林民族点点滴滴的积累，使得这枚种子有了可以生根发芽的泥土，她不辞辛劳地在山上与猎民们朝夕相处，在山下走访鄂温克作家、柳芭的亲人，在案头阅读整理鄂温克历史、风俗，给这泥土注入养分成为沃土。妈妈、姐姐、弟弟温暖的亲情，精心的后勤保障，无疑是“阳光的照拂、雨露的滋润以及清风的抚慰”。所以经过两个多月酣畅淋漓的写作，植根于沃土的种子发芽，生长，近于成熟，初稿完成。几经修改后，一棵来自大兴安岭的美人松亭亭玉立于读者面前，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诞生了。

　　有人评价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充盈着丰厚的生态意蕴——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，对生灵的关爱与体贴，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与颂扬，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与不安，对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与畅想。这书评太深刻了，我评不出来。但我读到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不加区别地强加影响时，却是颇有同感。她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少数民族的苍凉历史画卷，更为我们奉献了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。我想这也许就是《额尔古纳河右岸》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原因。

　　她说喜欢贝多芬的《田园交响曲》，我也是喜欢的。她把自己的作品比喻为四个乐章:第一乐章是《清晨》，单纯清新、悠扬浪漫；第二乐章是《正午》，沉静舒缓、端庄雄浑；第三乐章是《黄昏》，疾风暴雨式的斑驳杂响；第四乐章是《尾声》，回到了初始的和谐与安恬。很是贴切啊！她担心自己谱写的交响曲会不会没有听众，这是多余的，至少我已凝神屏气听完了，并且奉上了发自内心的掌声。

　　“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，我有九十岁了。雨雪看老了我，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”。我生长在北方，与雨和雪也是老熟人了，只是不知待到九十岁满头飞雪时，还能否专注于品茗、熏香、读书……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）